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聂绀弩是“伟大诗人”吗?
常德诗词网      2018-7-14    来源:本站原创    发布者:admin    点击:99

 陈 汝 定

 
    《心潮诗词评论》”(以下简称《评论》)2016年第5期,发表了覃锡昌先生《浅谈聂绀弩的诗魂风骨》一文。覃在文章中说:“本人认为,深入研究其诗词更应该从研究聂绀弩本人入手,尤其聚焦特定的历史时期,深层次贴近和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,更能感悟诗人特有的卓然不群的风骨。”接着,覃在回顾了聂绀弩的“个人经历”后,再次强调说,他“最终在党的感召和培养下成为一名终身忠于党、忠于人民、忠于自我情怀的伟大诗人。
在文中覃先生两次提出:聂绀弩是“伟大诗人”!
     然而,我们要问聂绀弩果真“伟大”吗?首先让我们弄清“伟大”的涵义。
 
    习近平总书记《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》中说:“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,不仅因为这样的人物为人民、为民族、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,而且这样的人物在艰苦磨练中铸就了坚强意志和高尚人格”。
 
    对照这个标准,笔者认为聂绀弩既无“高尚人格”,也无“为人民、为民族、为人类建立了丰功伟绩”,谈何“伟大”?下面容我从四个方面略作简述,以就正于方家。
 
    第一、自由散漫、积习难改。
 
    覃先生一再高呼聂绀弩是“伟大诗人”。但立诗先立人。那么聂氐的品格究竟是高尚,还是低下?我认为这可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,即聂绀弩是一个“自由散漫惯了”的人。
 
    据姚泉名先生在《“热血与微笑”开出的奇花》一文中披露说:“聂在北大荒劳改时期,一次国务会议上,有人提出,聂绀弩年纪大不适合在北大荒劳动,想让他回北京。周恩来总理回答说:‘聂绀弩自由散漫惯了,应该让他多吃些苦,有好处。’”(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        
 
   众所周知,周总理不仅是聂绀弩在黄埔时的领导、老师,而且在解放后一直是他的直接领导,我想没有任何人比周总理更了解聂绀弩。同时人们也知道,周总理是最爱护干部、爱护知识分子的。如果不是聂绀弩“自由散漫惯了”,积习难改,周总理会在这样重要的国务会议上,作这样的“恨铁不成钢”的表态吗?
 
    周总理的话说明,聂绀弩的“自由散漫”不是一时一事,不是一年两年,而是成了习惯,一以贯之。也许有人会说,“自由散漫”是生活小节,无关大局。我认为这种说法,在革命队伍里是非常错误的、是极其有害的。
 
    那么,什么是“自由散漫”呢?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(1984年版)解释说:“散漫”就是“随随便便,不守纪律”。在这里词书强调了“散漫”与“纪律”的密切关系。   
 
    什么是纪律呢?纪律就是规则,就是规矩。孟子说,不以规矩,不成方圆。一个国家,一支队伍,如果没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并受其约束,那将会是国将不国,天下大乱。我们的党之所以能克难壮大,立于不败之地,就是因为她是一个靠铁的纪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。而且强调党纪面前一律平等,遵守纪律没有特权,执行纪律没有例外。而聂却相反,自视例外,只要“自由散漫”,不要组织纪律。
 
    人们知道,纪律属于道德范畴,一个人如果不遵守或无视纪律的约束,那就是没有道德。一个人的纪律性如何,能够直接反映出他的思想道德水平。事实证明,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,必然有遵守纪律的高度自觉性;相反,一个道德品质低下的人,往往是一个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人。习总书记指出:讲规矩是对党员、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,是对党员、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检验。聂绀弩自由散漫、无视规矩,这是对党忠诚吗?
 
    试想:一个“自由散漫惯了”的人、一个不守纪律的人,其品格能够“高尚”吗?其人能算“伟大”吗?聂绀弩身为34年入党的老党员、党的高级干部,不但没有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,反而惯于自由散漫、不守纪律。这只能说明他对党的组织纪律的傲慢与藐视,是对党对人民事业的大不忠,是政治上的腐败。请问:这样的人有何“伟大”可言?至于自由主义,毛主席早在1937年《反对自由主义》一文中就说过:“它是一种腐蚀剂,使团结涣散,关系松懈,工作消极,意见分歧。……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。”
 
    覃先生说:聂绀弩“他才华横溢,有着旷达革命情怀,被朱希称之为‘论武略可以为将,论文才可以为相’之人,但因复杂的政治原因,他不仅没有被委以重任,反而被错划为‘右派’及反革命分子而送进监狱。”(覃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在这里文章作者似乎忘记了我们党的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的用人原则。习总书记说:“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。”像聂绀弩这样没有为政之基的人,能够治国统军吗?一个连自己也管不好的人,如果让他当上人民军队的“将”、国家的“相”,他会把我们的军队、我们的国家,引向何方?管理成什么样子?“优者上、庸者下、劣者汰。”(习近平语)像聂绀弩这样的人,即使他有天大的“才”,党和人民能放心地让他为“将”、为“相”吗?。
 
      然而,即使聂表现不佳,党中央还是给了他以极大的信任和宽容。解放后,聂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兼古典部主任。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,被送往北大荒八五0农场第五队劳动改造。其间,聂又因失火罪,被判刑一年。但为了发挥聂的专业才能,“1959年10月聂绀弩调到牡丹江农垦局《北大荒文艺》编辑部当编辑,次年冬(即六0年冬)结束劳动回到北京,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,后被摘掉‘右派分子’帽子。”(冯仲平《不同艺术的对话与启示》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这与直到1979年给全国右派统一摘帽,提前了十几年。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党中央对聂绀弩的宽容与重用?
 
    有位先生说:聂绀弩是“报国无门。”(雍文华《解读聂绀弩诗》见《评论》2014年第1期)我认为雍先生这话太罔顾事实了。应该说,聂绀弩报国有门,只可惜他一次次有门不报。请看:聂从北大荒回京任职,按理他应从中吸取教训,但可惜他“自由散漫惯了”,以为帽子摘了,谁也管不了他了,于是事后回忆补作在北大荒劳动生活的诗词,借以发泄对党对领袖的不满与怨恨。聂说:“写北大荒生活《北荒草》的一些七律也是这时候补做的。”(聂绀弩《散宜生诗·自序》)。然而,出乎聂之意料,他回京五年后文革爆发,聂也因“大量书写反动诗词”、“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”等罪名,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,判无期徒刑。但在十年后的1976年,有关部门便以“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”的名义给予了“特赦”,将聂提前释放回京。1979年又给予平反,恢复名誉、级别、工资及中共党籍,并任全国政协委员。对此聂绀弩并没有对中央的仁至义尽以德报德,而是在1982年改革之初、拨乱之始,先后在香港野草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具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旧体诗集《三草》(指《北荒草》、《赠答草》、《南山草》)和《散宜生诗》,广泛发行。由此可见,聂之不能为“将”、为“相”,并非什么“复杂的政治原因”,而是他自己自由散漫、无视党纪、德不高尚、功不卓著所造成。
 
    第二、肆意攻击领袖,无视党的决议。
 
   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中指出: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和理论家。他虽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犯了严重错误,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,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。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,错误是第二位的。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,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,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,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。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”。然而聂绀弩却与党的决议大唱反调,他用杂文诗词的形式,“以曲笔、嘲笑、反讽、双关、暗喻以及幽默诙谐等等艺术手法”,“营造出一种嬉皮笑脸、指桑骂槐的针砭气氛。”(王家英《浅探聂绀弩诗词的杂文风格》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,戏谑“皇帝”,大骂“皇权”、“纣廷”, 影射攻击中央和党的领袖。这里仅略举数例:
 
    《过严子陵滩》:“昔时朋友今时帝,你占朝廷我占山。此地鱼龙多寂寞,何年宫阙不高寒。”——王军点评:“昔时朋友,同打江山,患难与共;今时皇帝,已坐江山,独尊天下。身分不同了,地位不同了,境况不同了,情态是不是不同了呢?占山者,渔樵野夫,虽然鱼龙寂寞,倒可笑傲山林;占朝廷者,政权在握,虽然宫阙辉煌,却是‘高处不胜寒’。这两联,含义多少?难怪曾敏之说,‘诗虽含蓄,却有感时伤事的内容,也有引古射今的含义。’”(王军《聂绀弩其人其诗二三说》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涂谢权点评说:这样的诗句“让人触目惊心。类似的诗句,聂氏诗集中比比皆是”,“其诗歌确实存在着政治隐喻的成分”。(涂谢权《论“绀弩体”与古典诗歌的关系》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  
 
    《董超薛霸》:“佶京俅贯江山里,超霸二公可少乎!”——王军点评:聂绀弩“杂感之思,桀骜之气,常发人之不曾发、不能发、不敢发的思想、见识和情怀,启人深思。比如,《董超薛霸》……言出历史,意在现实,其意旨是何等的深刻,其笔锋又是何等的泼辣锋利!”(王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好一个“言出历史,意在现实”。“佶京俅贯”是什么人?佶,是赵佶,即宋徽宗;京,是太师蔡京;俅,是太尉高俅;贯,是枢密使童贯。这四人,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君佞臣。聂绀弩将党的领袖们比做昏君佞臣,诋毁中央权威,是对共产党领袖的莫大侮辱,是不折不扣的罪人行为!
 
    《重禹六十》之三:“错从耶弟方犹大,何不纣廷咒恶来。”——王军点评:“有人却错误地把舒芜比作耶稣的弟子犹大,
 
    那些人为什么不在纣王朝廷上痛斥那些专会进谗害人的恶来们呢!(犹大,耶稣弟子。恶来,纣王臣子,善谗。)”(王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在这里聂将党中央诬蔑为残暴的“纣廷”。请问:这就是聂的“诗魂风骨”、“血性” 和“伟大”吗?
 
    《题迩冬诗卷》:“王者生头难价值,士之存舌合僵皴。”——胡孝华点评:这是说“帝王活着的脑袋没有什么价值,士者的舌头还在,恐怕也只能僵而皴了。戏谑帝王思想,捍卫士之话语权力。”(胡孝华《世有奇诗须汝写》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《过刈后向日葵地》:“赤日中天朝恳挚,秋风落叶立清道。”
 
    ——胡孝华引王树声点评:“这首诗通篇用比兴,……对功成之后不听忠谏,不信贤臣的霸主式的人物给予了幽默的嘲讽。”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《归途(二首)之二》:“文章信口雌黄易,思想锥心坦白难。”——胡孝华点评:“这是文人在有病时代的畸形表演,生存窘态。黄钟毁弃,瓦釜雷鸣,一易一难,是控诉,是揭露。”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《林冲(二首)之二》:“男儿脸刻黄金印,一笑心轻白虎堂。”——胡孝华点评:“时不容我,世道罪我,你可以在我脸上刻上罪犯的印记,但你又能奈我何?我鄙视你,去你的吧,与朝堂诀别,有血性,有耿介。”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还有,如:
 
    《怀张维》:“英雄巨像千尊少,皇帝新衣半件多。”
 
    《雨中瞻屈原像》:“天下是非谁管得,彼皆人主咱其奴。”
 
    《赠老梅》:“出问题时有毛选,得欢欣处且秧歌。”
 
    《放牛》其二:“一鞭在手矜天下,万众归心吻地皮。”
 
    《赠周婆》:“自由平等遮羞布,民主集中打劫棋。”
 
    涂谢权说:“在聂诗中,有不少隐晦曲折地反映当时政治的作品,讥剌、批判成为这类诗歌的重要主题。”(涂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  
 
    然而,对这种露骨的贬毛、反毛行径,有的人却大唱赞歌。
 
    胡孝华说:“从古至今,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大多是得君行道,一心就是想蒙圣恩在朝为君主做事。从孔子……到杜甫……像李白……其内骨子里还是个人荣辱系于人主……而我读聂诗,满眼所及、满心所感的是,……没有对权贵的谄媚,对世俗的迎合,对镣铐的赞美。他像竹林七贤一样,在那个昏昧的时代,……以诗而啸,……以成绝响。在一片歌颂的瓦釜雷鸣中聂诗无疑是个异类,是悖世的绝唱”。胡还进一步说:“聂之诗文语言如投枪匕首,直指人心。”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聂绀弩作为党培养了几十年的高级干部,竟然将“投枪匕首”一次次地剌向自己的领袖和中央;剌向党、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们;剌向人民赖以骄傲自豪的民族英雄的“心”,这难道就是聂的“诗魂风骨”、“绝响”、“绝唱”与“伟大”?   
 
    丁益喜教授严正指出:“已经被历史定格,被人民群众拥戴,被诗人赞颂的伟人却被非毛、倒毛、批毛的声浪重新卷起,且大有一浪高过一浪的趋势。历史的倒车,沉渣泛起,企图干扰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方向,模糊人民群众的是非界限。”(丁益喜《毛泽东诗词破传统诗词‘万马齐喑’之窘势》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6期)
 
    历史证明,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中央,不是“纣廷”;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是“佶京俅贯”,他们是人民认定的领袖、民族的英雄。岂是任人调侃、嘲笑、谩骂的对象!
 
    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。歌唱祖国、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,也是最动人的篇章。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,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和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,装点祖国的秀美河山,描绘中华民族的卓越风华,激发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。对中华民族的英雄,要心怀崇敬,浓墨重彩记录英雄、塑造英雄,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,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、民族观、国家观、文化观,绝不做亵渎祖先、亵渎经典、亵渎英雄的事情。”聂绀弩疯狂亵渎我们党和民族的英雄,就是妄图否定党、军队和国家艰苦而光辉的革命历史;就是要釜底抽薪、动摇瓦解人民心里的根本信仰,涣散人们的斗志,这难道还不是罪人?
 
    第三、宣扬阿Q气、背离理想信念。
 
    聂绀弩在诗中露才扬己,宣扬阿Q精神,公开背离党的理想信念。除了笔者在上面指出的聂自比“林冲”外,他还自比孔子、曾皙;自比大才;自比华山、嵩山等。
 
    《六鹢》:“仰止龙门登未得,浴乎汾水咏而归。”——对此胡孝华点评说:“仰望龙门想登而不能,只好学学曾皙、孔子,在汾河洗洗澡,吹吹风,唱着歌,回家去。……本诗以六鹢退飞的典故开头,故事源自《春秋》,鸟退飞,人以为灾祸,聂借来比兴、生发,大有深意。”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《脱坯同林义》:“看我一匡天下土,与君九合塞边泥。”聂吹自己是“一匡天下、九合诸侯”的大才。——对此,王军点评说:“本是一匡天下、九合诸侯的大才,当做治国兴邦的大事,如今却匡土和泥,脱坯做砖,成了劳动改造之人。是不平之调侃,还是郁悒之宣泄呢?”(王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《杂诗(四首)》之四:“一树秃柯窗外立,向人高耸华嵩肩。”——胡孝华点评:“我如一棵光秃的树,在窗外独立,向人们耸耸肩,高得像华山嵩山。”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聂绀弩为什么要这样自吹自擂呢?这是因为他已由信仰共产主义转而信奉病态的、自欺欺人、妄自尊大的阿Q精神。聂绀弩公开宣称他有“阿Q气”,阿Q精神是他的“精神依靠”。他在《散宣生诗·后记》中得意地说:“我在《赠徐迈进》诗中,头一句就是‘丘家有几女孩儿’,早已发抒这种阿Q气。次联‘自己班房何所惧,浑身胖病可当医。’虽是迈进常说的话,也是由我的阿Q气采用的。瞧!挑起一担水,自谓挑起‘一担乾坤’(《挑水》);挑土和泥,自谓‘九合诸侯,一筐天下’(《脱坯》);何等阿Q气,岂止诙谐、滑稽、打油而已哉!……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,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,它又是好东西。”
 
    覃先生不是说:聂绀弩“他首先是一个彻底的共产党员”吗?(覃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既然如此,请问:“一个彻底的共产党员”可以任意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,转而信奉阿Q精神吗?聂绀弩公开宣称他以阿Q气为“精神依靠”,蜕变为阿Q信徒,这是“彻底的共产党员”应有的作为吗?不,应该说这是聂对入党誓词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,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,永不叛党”的背叛;是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背叛!这那里还有一点“彻底的共产党员”的影子?聂绀弩辜负周总理的希望,在劳动改造中不是追求精神升华,而是自甘精神堕落。
 
    聂绀弩还以阿Q气自我标榜说:“古人也有写劳动的,就知道的若干篇章说,他们是在劳动旁边看劳动,在较高的地方同情他们的辛苦。我却是自己劳动,和别人一齐劳动,也看别人劳动,但都不是同情,而是歌颂,勉强歌颂,以阿Q精神歌颂。不但歌颂别人,而且歌颂自己。”在这里,聂把自己吹嘘成自古以来参劳动写劳动的第一人。果真如此吗?非也!古有如:晋陶渊明的《归田园居》、宋陆游的《小园》、清乾隆的《御园耕种》等等。现代的如:朱德的《游南泥湾》等,以及《向阳湖诗草》记载的臧克家、沈从文、王世襄、王以铸等许多国宝级作家、诗人、文博专家、编辑家等,在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,参劳动写劳动的许多诗篇。我以为他们写的劳动诗,无论在思想含量或诗性品味上,都比聂诗强。特别是诗坛泰斗臧克家的许多劳动诗意境高远,给人以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。
 
    第四、藐视传统,诗品低下。
 
    对于聂的所谓诗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。一种是有人刻意拔高。如前面提到,覃先生高呼聂绀弩是“伟大诗人”。 胡孝华也说:“聂绀弩的旧体诗别开生面,新意迭出,可以说是纶音霄隆,世之所稀。有人评赞它是新时期的‘奇诗’,是真正的‘新声’,是‘一座奇峰’,‘空前绝后’,是“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独一无二’的奇葩,应该说对聂诗怎样夸赞都不过分”。(胡文同上,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另一种则是面对诸多对聂诗的吹捧,予以反驳。如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先生,作了幽默而高明的回答。郑先生说:聂绀弩写反右和文革的诗词只是“达到了他个人诗词创作的高峰”。(郑欣淼《九州生气凤凰笔,千年文心瑰丽词》载《评论》2016年第6期)。意思是:聂绀弩既不能与古之伟大屈原、李白、杜甫等相比,也不能与今之进步诗家词擘相比,聂绀弩的“高峰”只能自己跟自比。
 
    的确,事实胜于雄辩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聂诗究竟“伟大”在哪里?
 
    (一)淫词入诗,泼妇骂街。
 
    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:“学诗以识为主,入门须正,立
 
    志须高”。那么聂绀弩的诗,是否入门正,立志高呢?请看:
 
    《即事用雷父韵》:“枯对半天无鸟事,凑齐四角且桥牌。”
 
    《钟山“四清”归》:“青眼高歌望吾子,红心大干管他妈。”
 
    《有赠四首》之二:“儿童涂壁书忘八,车马争途骂别三。”
 
    “鸟”是什么东西?鸟,是“人、畜的雄性生殖器——骂人的粗话。”(见《新编新华字典》海南出版社1995年4月第2次印刷)。聂绀弩在上述诗中,把男性的生殖器、“他妈”的隐私部位都搬了出来;把旧社会上海滩骂人的下流话,也塞进了庄雅的诗词。人们不禁要问,聂这是写诗还是泼妇骂街?这只能说明聂之“入门不正,立志不高”,故而屡写“下半身”,亵渎诗词、亵渎文明。难道这是聂诗之“伟大”?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记得几年前有人狠批有的新诗写“下半身”的问题。曾几何时,如今诗词界竟有人大加赞赏,说聂写的“下半身”格律诗,是“妙趣横生”(涂谢权语)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华诗词的悲哀!
 
    (二)口号充斥,劣诗多多
 
    罗辉先生在《学习毛泽东诗论思想,指导旧体诗创作实践》一文中,在引用张祖新《通用诗学》时说,要强调“打比方”在诗学中的地位和作用,“用今天的眼光看:有知无喻即伪诗,有喻无知即歪诗,无知无喻即劣诗,有知有喻即真诗。”(《评论》2014年第6期)简单地说,诗就是话加画。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对照检查一下聂的下列诗句,看它是什么诗?
 
    《赠小李》:“赠君毛泽东思想,要从灵魂深处降”。
 
    《钟三往四清》:“出问题时有毛选”,“投身阶级斗争里”。
 
    《赠迈进》:“毛泽东思想都学,输君把卷定忘疲”。
 
    《赠五禾》:“你我平生何所信,列宁主义马恩斯”。
 
    《受表扬》:“超额百分之二百,乍听疑是说他人”。
 
    在这些所谓诗里,我们能看到打“比方”、画面和意象吗?不,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:口号、标语、标签、广告词、顺口溜、政治术语等等。这能算诗吗?写这种诗能算“伟大诗人”吗?如果要算,那也只能算伪诗、劣诗。
 
    (三)不守格律、自欺欺人。
 
    写格律诗,必须严守三律,即声律、韵律和联律。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结晶和宝贵文化遗产,也是区别于其它各种文体的重要标志,不能以“创新”为借口随意突破、丢弃。聂的格律诗遵守了这“三律”吗?有的人说他遵守了。如:
 
    宣奉华说:“纵观聂绀弩《北荒草》53首诗,除了一首七言绝句外,另外52首全是七言律诗。这些诗韵律严整,对仗工稳。体现了诗人深厚的传统诗词修养和严谨的艺术追求。”(宣奉华《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》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
 
    然而,事实胜于雄辩。仅就被聂本人与上述诗家赞叹不已的《北荒草》52首律诗看,就有18首押韵句(即偶句)存在孤平或三平脚的错误,占34.5%。这里我们还没有把首句入韵和奇句(3、5、7)中的三平脚或孤平计算在内。更有甚者,聂诗中有的一首七律就有两处孤平。如《麦垛》第4句“金字塔边赤日辉”、第8句“新到最新脱粒机”。 请问:三分之一以上的格律诗不合格律,这还叫 “韵律严整”吗?这种诗能算“伟大”吗?至于聂诗中的出韵、失粘、失对、三仄尾、同字对、四言一法等问题,我们姑且不论。于永森说:“整体平衡,聂诗之佳者不足十分之一。”(《论聂绀弩诗》见《评论》2016年第5期)这也就是说,聂绀弩的90%以上的律诗是“不佳”的。聂诗中出现的这种“诗家大忌”的低级错误,我想这只能说明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华诗词的写作,态度轻率,破坏了格律诗的声律美、音韵美和对称美,而且思想含量和诗性品位低,在诗词界开了恶劣先例。
 
    总之,通过以上四个方面事实的简述,充分说明聂绀弩既无高尚人格,也无丰功于人民、民族和人类,何谈“伟大”?
 
    那么,在全面从严治党,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的今天,在诗词界为什么会刮起“聂绀弩旋风”?君不见:由9大单位组成的“聂奖”组委会、8家公司参与的聂诗基金会,每两年举办一次聂绀弩诗词奖颁奖大会(已办两届),不仅有两岸四地的诗词界代表参加,而且还有离退休的厅局级、省部级和副国级的老干部出席。其规格之高,声势之大、影响之广,连中央举办的“时代楷模”和“中华之光”等颁奖大会,也望尘莫及。不仅如此,有的人还命名了所谓“绀弩中学”、“绀弩诗词学会”。请问这是为什么?是想将聂氏的“非毛、倒毛、批毛”的所谓“绝响”、“绝唱”;将违反共产党人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所谓“阿Q气”,,向基层传播,向后代延伸,以图薪火相传吗?这是要在诗词界树立这样的学习榜样吗?
 
    也许人们会问:聂的人格和诗词既然有这么多问题,为什么会受到一些人的吹捧?朱正先生道出了个中原委。他说:“也许是作者和读者都有着某种经历,才容易引起共鸣的吧。”“我读这些诗就倍觉亲切,甚至觉得一些诗句似乎曾经朦胧地存在于我的心中”。(朱正《散宜生诗·附记》)
 
    由此可见,“聂绀弩旋风”的出现,决非偶然。这是意识形态领域异常复杂尖锐的斗争在诗词界的反映。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、复杂的,也是严峻的、紧迫的,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”。他强调说:“要斗争,就要不怕鬼、不信邪,就要敢抓敢管,敢于亮剑”。笔者希望有关部门严重关注“聂绀弩旋风”问题。
 
    我已年逾八旬,本已无力过问世事。因见谬误流传,如鲠在喉。于是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,硬撑病体,写下这些文字。由于文中涉及名家大腕,虽有文责自负,恐怕也难有报刊愿“两肋插刀”刊我拙文。唯上呈,尽已之责。相信是非自有公论。
 
 
 
2016年12月16日于咸宁市温泉茶花路58号湖北科技学院附二医院住所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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